永生说钱系列：见证了一个被尘封千年王朝的钱币（二）

汉文“大安通宝”

大安通宝，是目前发现的西夏铸造的最早的汉文钱。钱文是隶书直读，旧钱谱中都没有收录。1981年在内蒙古林西县辽代窖藏出土的20多万枚钱币中，发现了一枚，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枚西夏文的大安宝钱。惠宗年间同时铸造汉文大安通宝和西夏文的大安宝钱，反映了西夏国内围绕实行汉礼还是蕃礼，即与大宋王朝是和好还是对抗，两种政治势力之间激烈斗争的情况。

惠宗亲政之后，主张恢复汉礼而铸造了大安通宝汉文钱。但是，坚持蕃礼的梁太后对惠宗的政策不满，就发动政变囚禁了惠宗，引起国内大乱，北宋也乘机发兵。梁太后为谋应对之策，就用西夏文字铸造了大安宝钱，想以此来唤起党项民族的独立意识，凝聚人心，与国内的亲宋势力相抗衡。于是，铸钱成了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是西夏不同与辽和金朝的地方。

西夏文“贞观宝钱”

崇宗铸造了西夏文的“贞观宝钱”和汉文的“元德通宝”以及“元德重宝”。

西夏文贞观宝钱，在清代钱谱中没有著录，1937年才被发现，是发现最晚的一种西夏文钱。钱文中的第四个字与其它西夏文钱不同，该字的原意为“根本”的“本”，引申为“钱”字。发现的数量极少，1998年宁夏盐池县曾出土1枚，收藏于宁夏博物馆。

汉文“元德通宝”

元德通宝有隶楷混书与楷书两种，嘉庆年间发现于凉州，收录于《吉金所见录》。另外山西省博物馆收藏有1枚传世品。元德通宝是西夏汉文钱币中发现最少的一种，因为文献中没有记载，存世又极为稀少，因此曾经被认为是安南的钱。1987年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发现一处窖藏，出土钱币605公斤，其中有元德通宝3枚，证明该钱确实为西夏所铸。

元德重宝，为折二钱，以重宝作钱文，到目前为止，在西夏钱币中只发现这一例。1979年内蒙古鄂托克旗二道川出土1枚，现藏中国钱币博物馆。

第五代皇帝仁宗在位五十四年（1140-1193），这时西夏的经济、文化都达至鼎盛。

天盛元宝

仁宗铸造了汉文钱“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和西夏文钱“乾祐宝钱”。《宋史·夏国传》记载天盛十年“始立通济监铸钱”。因此，天盛元宝是西夏历史有明确记载的钱币。

天盛元宝有铜质、铁质两种，是西夏钱币中出土数量最多、铸工最好，也是钱文最美的一种，是西夏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体现。

历史上，以“乾祐”为年号的政权，有“五代”的后汉隐帝刘承祐、“十国”中北汉刘旻以及西夏的仁宗李仁孝。其中，后汉铸造的是汉元通宝，北汉则没有铸钱，乾祐元宝为西夏仁宗所铸。它最早收录于《吉金所见录》，上世纪50年代以来，曾有多次出土，有铜质、铁质两种。铁钱大小悬殊，轻重不一，版别较多。铜钱中还有一种钱文是行书的，与楷书组成对钱。这也是同时期的辽和金所没有的，说明西夏铸钱受宋朝的影响更深。

西夏文“乾祐宝钱”

西夏文字的乾祐宝钱，最早发现于嘉庆年间的凉州，收录在《古泉汇》中，被归类为“西夏梵文钱”。后来在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原西夏故地，都有发现。

汉文“乾祐元宝”

西夏在天盛、乾祐年间，铸钱的数量突然有很大的增加，并且都是铜铁钱并行。这可能与当时北宋灭亡，西夏没有了岁币来源，而且金兵又不断烧扰，致使军费增加的时局变化有关。因此，西夏才于天盛十年（1158）又增设通济监铸钱。

仁宗以后的三十多年间，西夏统治者内斗不止，桓宗、襄宗相继被废，国势日衰。对外又与南宋、金朝时常交恶，后来更是遭受到蒙古的六次入侵。神宗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将帝位禅让给了太子，称为献宗。献宗后来因为蒙古的入侵，受到惊吓死去，第二年（1227）西夏就被蒙古所灭。

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从李元昊称帝开始，共传了十帝，历时189年。如果从980年李继迁建都灵州算起，党项族建立的这一政权实际存在了247年。

桓宗铸造了西夏文的“天庆宝钱”和汉文的“天庆元宝”。天庆宝钱，最早收录于《古泉汇》，钱体美观精整，文字清晰端庄，是西夏文字的钱币中铸造最精美的一种。天庆元宝，嘉庆年间出土于凉州，最早收录于《吉金所见录》，传世和出土的数量都很少。

襄宗铸造了“皇建元宝”，嘉庆年间曾出土于凉州，最早收录于《吉金见闻录》。贺兰山等处发现的窖藏中经常有出土，数量不少，而且字体美观，铸造精整。皇建年号仅仅使用了一年，当时正处于蒙古大举围攻兴庆府（今银川）的战争年代，还能铸造出如此精美的皇建元宝铜钱，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西夏铸钱业的发达和技术水准的不低。

“光定元宝”对钱

神宗铸造了“光定元宝”，钱文有楷书、篆书两种，也属于对钱。嘉庆年间曾出土于凉州，最早收录于《吉金见闻录》。楷书文字的较多，数量仅次于天盛元宝；篆书文字的极为罕见，仅1984年在贺兰山发现的一个窖藏中出土的三万枚钱币中拣选出一枚，为孤品。

大朝金合

另外，还有一种“大朝金合”，大小和折十钱一样，字体为楷书，制作规矩。北宋绍圣（1094-1098）年间李孝美在《历代钱谱》中最早提到了这枚钱，说是外国钱，但是没有具体所指。因为蒙古在建元之前曾经铸造过一种“大朝通宝”银钱，有人因此认为它也是蒙古铸造的。但是，成吉思汗大约在李孝美一百年之后才降生，因此不可能是蒙古钱。但是，从文字书法及铜色制作上，又不像是辽钱，很有可能是西夏钱。但是，这还仅仅是一种推测，需要将来的考古发现证明。

迄今为止，已经出土发现的西夏钱币约有二十多万枚，按照材质，可以分铜钱与铁钱两种，其中，铜钱近两万枚，铁钱大约有十八九万枚；按照钱币上面的铭文，可以分为西夏文字与汉字两种，其中，西夏文钱币五种，汉文钱币七种，而汉文又可以分为篆、隶、楷、行等书体。这些钱币的铸造和流通几乎贯穿了这个西夏历史，通过它们正可以从一个侧面大致窥见西夏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以及与宋朝关系的疏密程度。

西夏钱币整体上看，以元德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铸工粗疏，文字浅显，形制不整；后期则铸工精细，文字深峻，形制规整。这与西夏的汉化程度，换言之就是受宋朝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深度呈正相关的关系。

西夏“天庆元宝”

西夏钱币文字规矩，制作精整，无论是钱文的书法，还是铸造工艺都超过辽钱甚远，即便是与宋、金钱币相比，也毫不逊色，这说明西夏的文化和手工技术都优于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最明显的是西夏与辽国都铸有“天庆元宝”，西夏铸的天庆钱文字匀整秀气，铸工精美；而辽国铸造的天庆钱则文字拙而粗犷，铸工粗糙。由此就可以看出西夏钱与辽钱铸造工艺以及文化发展方面的差别。

辽代“天庆元宝”

与辽、金相比，西夏钱币总体上比较注重规律化、制式化。钱文多以“元宝”为名，书体多用正楷，光背，旋读，整齐划一；面值以小平钱为主，偶尔也铸有折二钱；材质以铜为主，间或也铸有铁钱，铜铁钱并行。流通使用以汉文钱为主，钱文书体包括：篆、隶、楷、行各体，并有对钱，这些显然都是受宋钱的影响。西夏文钱的铸造，虽然早于汉文钱，但是文献中没有记载，只能依照钱文年号来推算铸行的大致年代。铸有西夏文字的钱币，钱文多称“钱宝”，而不是汉文钱的“元宝”或“通宝”。有阔缘、窄缘两种，文字笔画较肥。西夏钱币，虽然用汉文和西夏文这两种文字铸钱，但是每一种钱币上却只使用一种文字。

西夏铸钱数量总体上较少，流通使用中以宋钱为主。这从西夏钱币窖藏中，主要为北宋钱，西夏钱不到百分之二三就能得到证明。因为铸造的钱币少，所以《西夏法典》对私运或销毁铜钱的禁令极为严厉，如：

“禁止任何人向他国贩卖钱币，禁止工匠毁铸或走私钱币”；“鼓铸走私百文直五百文者，处三个月苦役”；“十缗者处十二年苦役”；“过十缗者，对罪犯处绞刑”。

西夏没有像北宋、金朝那样铸造大钱，基本都是小平钱。这可能与大量用银有关。

《三千年来谁铸币》

王永生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王永生简历：

1966年9月出生，副研究员，现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事业单位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博物馆协会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秘书长。

学术兴趣广泛，研究领域涉及：中国货币史、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白银的货币化、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史、中亚历史及民族史，国内外公开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

（1）出版学术专著7部：

《新疆历史货币--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8月出版）；

《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2月出版）；

《中国货币史话》（系列丛书4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2016年8月份“中国好书”，2017年9月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荐的第二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名单）；

《三千年来谁铸币：五十枚钱币串联的极简中国史》（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2019年2月份“中国好书”）。

（2）受邀作为顾问与北京电视台海外节目中心合作，2015年9月策划指导了《融通之路》十集大型纪录片，2016年12月19日在北京卫视播出。

（3）应邀策划组织了2017年7月21至26日《乌孙古道》综合科考活动，从新疆拜城县黑鹰山出发，翻越天山抵达特克斯县，对沿线的古道进行了综合科考。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探索与发现”栏目分两集于11月23、24两天做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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